卡尔维诺有一句话，人类居住在一座城市的理由，在于它能够满足自己的想象，而当这种想象无法继续维持时，便有了迁徙这种行为的发生。

在国家意志规划中，从首都北京搬迁而来的企业、高校、科研等资源将会把雄安新区打造成另一个硅谷，能够满足离京人群的想象，从而起到疏导首都的目的。

具体来说，这里有为智慧新城配套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端产业，国家战略意义的产业将迎来爆发，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将在这里产生集聚效应。

所有一切都是在国家层面的行政力和财富力主导下。在雄安新区，政府将站在市场经济的最前沿，“以举国之力调遣资源、调动人口，并以举国之力为政府决策进行全套的开路、反馈、调整和最终的兜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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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雄安新区甚至周边楼市陷入恐慌后，中央密集表态，坚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

4月6日，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推进会议在北京召开，张高丽强调，坚决严禁大规模开发房地产，严控周边房价，严加防范炒地炒房投机行为。

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4月5日透露，雄安新区将实行一些新的政策，包括创新房地产模式——借鉴新加坡公租房模式等。

从这个角度来说，券商机构分析的受益地产商可能会落空了，中央密集发出的信号表明，房地产商和炒房者不可能在雄安新区掀起太大波澜。

相比来说，一座新城规划建设中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才是最直接、最没风险的受益对象。

总书记在谈到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时强调，将绿色智慧新城、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发展高端高新产业列入雄安新区发展得重点任务中。

“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这是总书记的原话。

智慧城市的布局需要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基础研究领域的配合，同时又需要很好的具体应用企业。

比如，语音识别领域的科大讯飞、大数据领域的阿里云等提供基础服务的企业料想都会有发挥空间。

此外，中国城市建设中诸如一些领先的装配式建筑、海绵城市等建设理念都将得到应用。

至于绿色低碳理念，主要是整座城市将以轨道交通为主。

南方周末的报道称，“绿化比例达到百分之三四十，比一般城市高。基本都是轨道交通，货运都用轨道交通，减少汽油、柴油的排放。”

概括来说，支撑这座城市建设和基础运营的领域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些领域拥有核心专业技术的企业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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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定位不难看出，中央对雄安新区寄托了非常高的期望。

用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徐匡迪的话来说，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在雄安新区的周边，有北京丰富的科研资源，有天津较强的先进制造能力，有河北雄厚的工业基础，这里被认为是全国人才资源和资金条件最好的区域之一。北京集中了大量非首都功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这些功能及其所具有的资源却是非常宝贵的，比如优质的教育资源、优质的医疗资源、重要的科研资源、高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企业总部资源等，这些资源对于改善一个区域的营商环境、增加对投资和人才的吸引力等，都十分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表示。

从中不难看出，教育医疗资源、高校科研机构、企业总部等将是此次落户雄安新区的主力军。

4月4日至4月6日，3天之内已经有有13家央企召开会议，表态拥护雄安新区的设立，同时还对公司未来在雄安新区建设中的工作进行了部署。

雄安新区未来的发展布局，取决于这些资源如何产生化学反应，发挥集聚效应。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层面的行政力和财富力将会发挥主导作用，成为新区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雄安新区不是主要致力于引进外资，但也不会排斥外资。”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这番采访意味深长。

一种声音认为，在雄安新区的生长过程中，引导这片土地发生巨变的将不再是千军万马组成的“拓荒牛”，而是巨大的国家赋能和资源引导。“这是一次国家实力作用于经济实践的巨大社会试验田。”

考虑到这种背景以及中国目前的创新短板，航空发动机、超级计算机、最先进的芯片、无人驾驶等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基础研究很有可能在雄安新区迎来一次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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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市场不灵。

关注雄安新区的发展，必须注意两个人，徐匡迪和许勤，一老一少，一位设计，一位实践。

如果说前上海市长徐匡迪主导的浦东新区靠的也是举全国之力突围的话，许勤在深圳任上的创新更多体现市场经济的魔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也说了，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营造相对有利的吸引创新资源和创业投资的环境，逐步吸引科技成果和创新主体进入这些区域。

北京高校科研机构和国企很有可能在雄安新区迎来一次涅槃。

在北京这个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大都市，国企面临着创新能力不足的通病，高校科研机构则深陷成果转化率低的窠臼，两者之间互相割裂，没能实现资源的互补利用。

可以预见的，在雄安新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之间的产学研融合将会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对于增强国企的创新活力和科研成果转化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不仅如此，众多名校云集一地，跨校之间的交流合作将会更加方便，这里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的硅谷。

以斯坦福和硅谷的关系不难发现，很多创业项目其实是始于斯坦福的学生宿舍，特别是从学校毕业之后，学生和母校之间依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比如杨致远创办雅虎一开始就在大学宿舍，郭广昌在90年代创办复星同样也是依靠了母校复旦大学的资源。

“不被高额的成本压垮智慧的源泉，美国硅谷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

但在当下的北京，浮躁的城市和高房价之痛使得学生和母校之间已经很难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相比于北京，雄安新区的创业氛围更浓厚，也更单纯，而且更有保障，成功机率自然更大。

需要提醒的是，资本市场要和以前传统的大学生创业区分开来。

硅谷能想到的创业项目，无论物联网、大数据，还是生物科技、可穿戴设备、纳米科技，雄安新区也一定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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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张白纸，可以更好地规划。”这是权威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的信息。

如果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是在白纸上的规划范畴，那么如何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雾霾、水污染短缺等环境问题，则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课题。

雄安新区所处的整个京津冀，一直深受空气污染困扰。

极端时期，在全国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中，河北占到7个。

对于这个问题，一方面需要源头产业跨越式升级，淘汰落后污染的产业，另一方面，对于雾霾的产生机理及防治等基础研究工作也将迎来一个机遇。

再来说水资源，无论是白洋淀水域的污染治理还是本身水资源缺乏下的合理利用，对于雄安新区这座新城都是一个考验。

一个细节是，就连雄安新区周边县的种植结构都要优化，“发展节水农业，高耗能高耗水的产业需要调整，这样用水量会比现在少。”

中央对未来的雄安新区的要求是，“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

所以，雄安新区首先应该是一个生态良好的城市，它所面临的环保挑战，其实也是机遇。

长期以来，京津冀的环境治理步履艰难，与体制机制存在的各种掣肘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评论认为，不妨把雄安新区当成改革的试验田，这样的改革，不仅有助于打造雄安新区的生态城市蓝图，更为京津冀乃至中国其他地区的生态建设和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